2.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北上与南下之争（1/1）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自宝兴县硗碛村出发，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先头部队到达四川懋功达维地区的木城沟，与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第30军胜利会师。两军指战员紧紧握手，久久地拥抱，热泪盈眶，欢呼雀跃，激动不已。

6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到达懋功地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举行了联欢会，庆祝两军会师的胜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等出席了大会。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总兵力达10多万人。

李先念，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政治委员。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图为会师地点——四川懋功县会师桥。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具体商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少奇、邓发、凯丰等，以及各主要军事领导人。讨论的焦点，是“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会议最后决定，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北上，进军甘南，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革军委于6月29日颁布了《松潘战役计划》，要求一、四方面军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以便红军向甘南前进。

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即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分路北上，连翻数座雪山，先头部队于7月10日进至松潘以西的毛尔盖。而张国焘却借口“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尚未解决，行动迟缓，基本按兵不动。因后续部队不能迅速北调，松潘战役难以按计划进行。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7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上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着手解决困扰红军战略行动的“组织问题”。为照顾党和红军的团结，争取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会议对工农红军总部进行了调整。决定张国焘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朱德仍任红军总司令员、陈昌浩任中革军委常务委员，原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调中央常委会工作。

四川懋功县两河口。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北上。

两河口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

由于《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施，红军失去了攻占松潘的机会，只能绕道从草地进入甘南。8月3日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8月5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召开沙窝会议和毛尔盖会议，重申北上的战略方针，调整了战略计划，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

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1、3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4、30军组成，共12个团，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徐向前任前敌总指挥。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9、31、33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5、32军组成，共20个团，由朱德、张国焘率领。8月21日，右路军经腊子塘、色既坝等地进入草地纵深向班佑开进，于8月底走出了茫茫大草地，胜利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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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窝换帅，毛泽东成为军事一把手1935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在沙窝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在党内矛盾趋于尖锐的情况下，统一领导的权力应集中于常委会；中央领导的分工为：张闻天负责组织部，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秦邦宪负责宣传部，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周恩来因患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暂不负责具体工作。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沙窝换帅”。以此为标志，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中央负责军事工作的一把手，拥有最高决策权和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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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中央会议从宏观上，可以将长征途中中央的主要会议大致分为三个系列。第一个系列，从通道会议开始，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直至会理会议，近10次。这一系列会议的重要历史作用，就是最终确立并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实际领导地位。第二个系列，是从两河口会议开始，直到俄界会议，约有7次。这一系列会议，是为统一红军会师后的战略行动方针，而且不断地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斗争。第三个系列，是从哈达铺会议开始，直至到达陕北所召开的6次会议。这些会议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并对中国革命的总方针进行了调整。

《夏（河）洮（河）战役计划》

在中共中央的督促下，张国焘和朱德于8月15日率领左路军先头部队从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前进。8月29日，右路军一部对包座国民党守军发动进攻，取得胜利，为红军北上开辟了道路。包座战斗后，右路军一面休整，一面等待左路军向班佑地区集中，共同北上。但张国焘在率领左路军先头部队到达阿坝后，就按兵不动了，并命令左路军主力仍在卓克基地区待命。在中共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张国焘率左路军先头部队从阿坝东进草地，同时命令位于卓克基、马尔康等地的左路军主力北进向右路军靠拢。但刚进草地没两天，张国焘就驻足不前，命令已东进到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返回阿坝，准备南下。又命令左路军主力部队停止前进，就地“筹粮待命”。接着，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的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并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南下。9月9日，他又密电陈昌浩，要以武力要挟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南下，彻底展开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

张国焘为坚持南下致中共中央的电文

朱德（二排左九）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合影

张国焘的密电碰巧被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9日深夜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定于9月10日凌晨，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主力第1、3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重申北上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方针，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9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的俄界（今高吉村）。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了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会议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第1、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红军时期的叶剑英

中共中央为贯彻北上战略方针令张国焘即行北上的电文

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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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1935年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单独率红1、3军北上，担任右路军政委的陈昌浩闻讯非常恼火，不明真相的同志中更是一片哗然。前沿部队有人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徐向前当即指示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无论如何不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