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晦气的鼠年（1/1）

七妹出生后，身体就不好，先是皮肤非常黄，大姐说，这是黄疸，过几天就会消失的，但七妹的皮肤却黄了很久，母亲忧心忡忡地对大姐说：

“你把妹妹抱去给洪子伯看看，我怕她得的不是黄疸。”

母亲担心七妹的肝有问题，七妹没有得肝病，但她的身体确实不好。自从她出生后，我们家的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中药的气味。母亲和父亲说起七妹时，也总是唉声叹气。

“唉，这个小东西也不知道能不能带大。”

这句话母亲说了不止一次。

七妹出生后不久，母亲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母亲遇到了一只小老鼠，小老鼠机灵可爱，两只眼睛乌溜溜的，看到母亲不但不跑，还冲着母亲叫妈妈。母亲醒来后，回忆着梦中的情景，很有点懊恼，她说为什么不梦到可爱一点的动物呢？母亲讲完梦中情景后，开始有点害怕，她害怕七妹是老鼠托生的。

这个梦母亲多次向人说起，每次说完，母亲总要叹一口气：

“唉，莫相干的东西来投生的，谁知道能不能带大？”

“莫相干”在闽北方言中的意思是：不好的、带着晦气的。

写到这里，我倒是感到惊奇了，因为我们家的孩子，除了四妹叫母亲“姨妈”外，其他人都叫母亲“依姊”，唯独这个小妹妹很特别，三岁时，她听到隔壁的孩子叫妈妈，她也跟着叫妈妈，一叫就叫到现在。

七妺对母亲的称呼，与母亲的梦只是一种巧合吗？

七妹是农历十二月初六出生的，过了二十多天就到了鼠年的春节。

过年了，那天早上，父亲早早地打开大门燃放鞭炮，塘洼子的人家也开始燃放鞭炮，一时间，鞭炮声此起彼伏。六妹被鞭炮声吵醒了，大姐给她穿好衣服鞋袜，六妹高高兴兴地走出母亲的房间。当六妹扶着门框，迈着短短的小腿跨过门槛，来到摆放着信用社办公桌的房间时，六妹忽然看见地上散落着几粒白白的药片，六妹蹲了下来，像捡宝似的把药片一片一片捡起，然后站起来，欢快地重返母亲的卧室。

六妹来到母亲的床前，把药片举到母亲面前，奶声奶气地问：

“依姊，这是什么？”

母亲看到六妹手中的药片，心里““咯噔”了一下，父亲正好进来，母亲埋怨父亲：

“大过年的，怎么能让孩子捡到这样的东西？”

父亲也觉得奇怪，他说昨晚上他四处查看过了，并未发现有什么不妥之处，药片什么时候撒落的，他也不知道。母亲让父亲赶紧把药片扔进垃圾堆里去，让他把晦气一起扔掉。

大年初一的早上，六妹起床后就捡到药片，母亲的心里肯定不舒服。按闽北的习俗，过年那天，不能倒垃圾，不能说不吉利的话，“生病”、“死亡”等字眼是绝对不可以说的。每年的除夕，父母都要对我们一再提醒。

六妹过年捡药片事件，母亲曾跟姨妈、舅妈她们聊起过，每次提起，母亲都要说同样的话：

“看到慧丫头手里的药片，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真怕这一年会不顺利。”

而这一年还真的是很不顺。七妺出生后就多病，后来母亲开始胸口痛，痛了三个月，母亲的病好了，我开始肚子痛，而且也痛了一整个秋天。

七妹出生于1972年1月21日，农历是乙亥年十二月初六，乙亥年是猪年，七妹满月已是壬子年的春节之后，壬子年是鼠年，那一年，我们家运势不太好，病痛不断。

先是母亲得了胸口痛。

或许是月子里心情不好，也或许是营养跟不上，七妺满月后不久，母亲就得了胸口痛。每次胸口开始疼痛，母亲就只能披着棉袄，坐在床上呻吟。我常见母亲的手紧紧按着胸口，脸色苍白，有时痛得受不了，母亲也会大声喊痛。

当时保健站有两个林医生，一个是从省城放下到我们村的，一个是本村的。本村的林医生名叫林家洪，村里的小孩都叫他洪子伯。洪子伯那时年近六十，擅长中医。据说他解放前蹲过监狱，在监狱里他认识了一个医生，他的中医就是向那医生学的。两个林医生医术都很高明，大姐请他们到家里来为母亲看病，母亲服用了他们开的药，病情却未见好转。

母亲生病了，父亲束手无策。我常看见父亲坐于母亲的床边，脸上充满关切和无奈。只要听到谁说什么草药能治胸口痛的，父亲就马上扛着锄头去把药挖回来。

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懂点草药。来我们家献药方的人不少，江厝巷的老邻居来了，芳子和成子的母亲，也带着偏方来看望母亲。塘洼子的住户，也常常有人来告知药方，但草药寻来吃了都没用，母亲的胸口依旧天天疼痛，我们也依旧因为母亲生病而天天难受。

母亲生病了，哥哥不那么淘气了，六妹更乖了，我也好像一下子变懂事了。大姐在保健站上班，二姐把家务全包了。

每天哥哥去上学后，我就负责带六妹，有时也会抱着七妹到家门口玩。二姐把七妹裹得像个棕子，我一只手抱着七妹的小腿，一只手搂着七妹的背，八岁的我抱婴儿已经很有经验。两三个月大的七妹也有些重量了，衣服穿得又多，我抱她其实是抱得很辛苦的。我把七妹紧紧搂着，整个身子往前挺，尽力不让七妹往下滑。过往行人看到我抱七妹的样子，总是笑着摇头：

“哟，老鼠抱腌菜！”

母亲的胸口痛了三个月后不痛了，是吃了猪心炖千年矮根治好的，这个方子是阿玉的母亲从她娘家打听来的。当年种千年矮的人不多，父亲跑遍方圆十里的村庄，才寻到足够的千年矮根。母亲吃了五个猪心，病就全好了。

从此之后，千年矮就成了母亲心目中的灵丹妙药。而在我们家的菜园子里，也就一直都种着千年矮，一种就种了半个世纪，到现在还种着。

从出生到离开江厝巷，这六年，我的身体一直很好，好像都没怎么生过病，可是搬到新厝后，我就常常生病了。

在新厝，我通常生的也都是一些小毛病。往往是先发烧，烧得有点迷糊了，躺在床上的我，脑子里就开始出现幻像。那些幻像来自靠床铺内侧的板壁上。板壁是杉木板，上面有不少褐色的疖疤，那些疖疤形状各异，其中有一个像人头。每次我烧得有点迷糊的时候，那个人头疖疤就在我的脑子里跳舞。它不停地左右移动，忽快忽慢，忽高忽低。我烧得越难受，人头疖疤就移动得越快，几乎都要跳着奔跑了。而这时候，大姐就会拿一些药片给我吃，有时候也会给我打一针。吃了药打了针，烧就退了，人头疖疤也就老老实实回到板壁上去了。

每次发烧，情形都大致相同，好的也快，父母亲也不太当回事。但是， 1972年的秋天，我开始肚子痛，而且跟母亲的胸口痛一样，一痛就痛了三个月。

说起八岁那年的肚子痛，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每天都要痛好几次，每次肚子开始痛了，就好像有人拿着木棍在我的肚子里搅动，肠子似乎都打结了。疼痛感还会转移，一会儿左边痛，一会儿右边痛，一会儿痛点又跑到中间去了。肚子开始痛的时候，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只有蹲着或是蜷着会好一点。

大姐开的药吃了没用，保健站的两个林医生开的药吃了也没用，我还是天天肚子痛，父母亲急得为我四处寻医问药。

有一天快到吃午饭的时间，大姐从保健站回来，见我肚子痛得蹲在地上哭泣，就将我抱了起来。大姐抱着我坐在大门口的一把木椅子上，我蜷在大姐的怀里。阳光暖暖地照着，应该是深秋了吧。大姐为了逗我笑，叫六妹把我平时玩的毛线毽子扔给她踢。六妹一次次把毽子捡起来扔给大姐，大姐抬腿用力地将毽子踢远。大姐每踢一次，都要欢呼一声：

“噢，踢飞喽！”

六妹也跟着欢呼，似乎踢毽子是很快乐的事情。

我知道大姐是想转移我的注意力，六妹虽然才四岁，却很懂事，她在配合大姐逗我笑呢，但我笑不出来，因为肚子正一阵阵地痛着。当然，被大姐抱着，我也不好意思再哭泣。

有一天下午，六妹、七妹都不在家，大概是被二姐带出去玩了。母亲坐于窗前，正拿着布片贴鞋底。每年的秋季，母亲都要开始做一家人的冬鞋。我肚子又痛了，我也不哭，只是难受地“哼哼”着。我从床的这头滚到那头，又从床的那头滚到这头，想通过翻滚来减轻疼痛感。

母亲见我痛苦的样子，将我抱了起来。母亲抱着我坐于椅子上，继续贴鞋底。被母亲抱着，肚子虽然也还是痛，但我不好意思再哼哼。母亲见我安静了下来，就笑着说我：

“小妖，有人抱肚子就不痛了？”

“小妖”是母亲对我们姐妹的特有称呼，常用于她要嗔怪我们的时候，略带责备，更含喜爱的意味。我知道母亲冤枉我了，但我也不申辩，就任由母亲说着。八岁了，还要母亲抱，我心里正感到不好意思呢。

家里有生病的孩子，父母是很不得安宁的。一天上午，母亲带我去保健站看病。从塘洼子到保健站要走二十几分钟，母亲抱着七妹，我跟在她的后面。才走到一半，我的肚子又开始痛了，我哭丧着脸蹲在地上，路上有人问我怎么了，母亲叹着气向那人介绍我的病情。

“你不用愁，我知道谁能治好你女儿的病。”

那人很热情地向母亲打保票。

听说有人能治好我的病，我赶忙抬头看，是一个与母亲年龄相仿的婶婶，她也像我母亲一样剪着齐肩短发，穿着斜襟上衣。那婶婶将我扶起，让母亲带我去县城找朱厝巷里的一个阿婆，说那阿婆的药非常灵，让母亲赶快带我去。

谢过那个热心的婶婶，母亲也不带我去保健站了，她把七妹抱回家交给二姐，就立刻带我去村边的停靠站等车。

从木樨村到县城有十里路，母亲带着我搭班车很快就来到县城，找到了朱厝巷的阿婆家。阿婆五十多岁，个子瘦小，很慈祥。她听了母亲对我的病情的介绍，翻翻我的眼睑，又让我把舌头伸出来给她看，看完后，她点了点头，对母亲说：

“不用担心，我给你两块药根，你回去用磨碗磨给她喝，一天三次，很快就会好的。”

从县城回来后，我就天天喝母亲磨的药根水。我们家的那块磨碗褐色，比饭碗大一些，内侧有粗粗的纹路。每次磨药，母亲先把磨碗洗干净，倒入少许温开水，然后拿着药根在碗壁上一下一下地磨，磨好了，将药根水倒入瓷碗端给我喝。药根水虽然也难喝，但味道比中药好多了。我喝完了，母亲总要发出很奇怪的声音：

“碕枯！碕枯！”

这是一个拟声词，发这个声音的时候，就好像在驱赶不受欢迎的东西。原来母亲是在用这种方式，为她的孩子驱赶病魔。每次喝药根水，母亲都要我留下一点点。母亲拿着药碗，把那一点点的药根水使劲地泼往门外，这一泼，也似乎就把病痛泼掉了。

那阿婆的药根真是神奇，不久，我的肚子不痛了。冬天到来的时候，我又可以和蓉子、阿玉她们一起跳橡皮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