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新经侦案件（1/1）

钟海明貌似普通，略加点调皮。他骨子里可是正义满满，他的榜样是安洲市公安局的警察钟大同。那是他的伯父，也是他最敬重的人。

伯侄俩有日子没见了，钟大同实在抽不开身。法定长假刚刚实行，国庆节和中秋节又叠加在一起，身为人民群众的卫士，加班值勤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不久前还发生了一个变化，公安部专门成立了经济犯罪侦查局，越来越多的地方公安局也开始研究组建正式的经侦队伍。

这个变化跟钟大同息息相关。

安洲市属于沿海经济区，又毗邻边境，当地公安局在相关方面的重视程度更高，动作也更快，四十九周年国庆的时候钟大同已经是安洲市第一批专职的经济犯罪侦查员了。

10月31日这天，虽然正值周六，钟大同的搭档还是给他带去了一条犯罪线索——安洲民生用品厂的新厂长牛得堡涉嫌徇私舞弊以低价出售国有资产。

安洲民品厂的前身是安洲长佑丝绸厂，在纺织工业历史上辉煌一时，安洲及安洲周边的百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建国初期，长佑丝绸厂改为安洲缫丝制纱厂。

上世纪60年代，当地有关部门在缫丝制纱厂的基础上建立了民生用品厂，主要生产纺织品、劳保品、家庭生活用品。

改革开放后，民品厂又先后建设了两个分厂，分别从事果脯加工业务和蚕蛹保健品的生产。

该厂的海神、神勇，都是安洲的知名商标。

时过境迁，到了20世纪末，这个“伴随”钟大同长大的本土企业波折不断。经济下滑、订单骤减、财政补贴无以为继，企业只得通过“抓大放小、下岗分流、改制重组”这套组合拳革新求生。

关键时刻，民品厂发生了贪污公款、私分国有资产的窝案，改革动作被迫中断。

原厂长一伙上半年刚被判刑，新厂长下半年也成了经侦部门的调查对象。

实际上，这不是新厂长牛得堡第一次成为嫌疑人，原厂长的案件也牵涉到了时任副厂长的他。

当时检察院反贪局认为证据不足，所以还予了他清白，他最终回到民品厂并获得授权接任厂长继续推进企改事宜。

满打满算，距今不过一年。

安洲民品厂的总厂坐落在安洲老城的丝绸路，自建厂以来一直就在那里。

天色已晚，钟大同骑着摩托车从新生路拐进丝绸路，在民品厂的门口放慢了速度。

丝绸路是钟大同往返局里和家里的必经之路，如今似乎要将钟大同和民品厂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不知不觉，钟大同停住了车子，他的视线也被昏暗的老厂区吸引了过去。

曾几何时，厂区里灯火通明，车间里总是热火朝天。每到下班时间，成群结队的青年女工就会走出厂门，走向旁边的宿舍区或者新生路，朝气蓬勃，青春洋溢。

画面静止了一会儿，突然映入眼眶的“鬼怪”把钟大同吓了一跳。

他定睛一瞧，原来是个装扮成鬼怪模样的小孩子。

再一瞧，那小孩手里还提着个南瓜灯。

他想起这好像是某种西方节日活动，改革开放20年，它们已经在国内流行起来。

钟大同不熟悉这些东西，也没有兴趣。

牛得堡的事情并不复杂，但是因为关系到国企改革，出于慎重，钟大同和搭档席造迪在受理之后，整整调查研判了5天时间。

其中涉及的资产，是民品厂果脯分厂所在的楼房，又名“商场大楼”。

顾名思义，民品厂当初建设商场大楼的目的并非扩大生产，而是进军百货商贸领域。

安洲市区有两个著名的商贸场所——安洲综合市场和经济路商城，生意红火，民品厂的部分领导也想范水模山。

果脯分厂被边缘化以后，整体搬迁到了商场大楼的顶层，那时大楼还没有完全竣工。

竞购商场大楼的企业主要是三家，一家是安洲人在外地创立的企业，今年在安洲设立了子公司，他们愿意安置一部分果脯分厂的下岗职工；一家是安洲本地企业，可以提供就业岗位，但是收购时需要分期付款；第三家也是本地企业，出价最高，但不愿接纳下岗职工。

第三家企业的老板名叫柯两邑，牛得堡对柯两邑有所了解，不太认同柯两邑的人品及其生财之道，所以屡次三番将其排除在民品厂的改革之外。

在商场大楼的出售中，牛得堡力主与第一家企业合作，并且同意接受较低的价格。

因此，低价出售的情况基本属实。

牛得堡是否徇私舞弊，还有待商榷。

立案与否，也成了一个不好下笔的选题。

“低了好几十万金额呢！数目不小了。”

“牛得堡选择出价更低的企业，是因为该企业同意为一部分下岗职工提供就业机会，这个因素咱们不能视而不见。”

两人的意见有所不同。

席造迪主张立案，认为符合立案标准。

钟大同主张移交管辖，理由是牛得堡没有主观恶意，没有造成重大损失，情节较轻，交由民品厂的主管部门来处理更合适。

安洲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副队长的人选还没定，钟大同和席造迪是唯二的候选人，所以大队长李必达平时对他们两人的意见都比较重视，但是这一次，李必达更倾向钟大同的意见。

受理7天后，经侦大队做出不予立案的决定。

不早不晚，新的线索又出现了，还是跟牛得堡徇私舞弊有关，意指牛得堡收受买方贿赂，而证据就藏在牛得堡的办公室里。

兵贵神速，钟大同和席造迪很快又去到了民品厂，带着疑惑。

两个人表现得像例行走访，没有大动干戈。

在牛得堡的办公室，他们果然发现了一个跟线索描述的特征高度相似的酒盒，置于室内书柜最上层的摆件之列。

钟大同指着那个酒盒问道：“我们可以打开它吗？”

不明所以的牛得堡面露不悦，“你们是要对我这里进行搜查吗？”

席造迪面对着书柜，头也不回地说道：“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搜查的！”

牛得堡瞧了瞧席造迪，又看向钟大同，眼神里透露出警觉，“什么情况？”

钟大同言简意赅地解释道：“紧急情况，我们怀疑这个酒盒有问题。”

牛得堡稍作沉默，接着抬了抬手，表示许可，又或者说接受，勉为其难。

席造迪戴上手套，把目标盒子从柜子上取下来，放到一旁的茶几上。

盒子被他打开后，露出一瓶海南保健酒，瓶身一侧夹着一沓钞票。

他数了数，正好五千元。

看到来历不明的钱款，牛得堡感到惊讶，脱口而出，“这不是我的！”

钟大同心想，这要是你自己的钱，可能就没我们什么事了。他问牛得堡：“谁送给你的？”

“。。。。。。”

“是不是买方送给你的？”

“不是！”牛得堡当即否认，“这不是他们送的！”

席造迪转过身，朝牛得堡问道：“那么到底是谁送的呢？”

“我没印象。。。。。。我想想。。。。。。”牛得堡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真相对他更重要，“想不起来了，我不知道那里面有钱，甚至都没注意到这盒东西。”

钟大同移步门前，将其关紧，回身后他劝说道：“牛厂长，你要是能想起来，咱们就在这里说。想不起来，就到我们局里说。你选吧！”

牛得堡的情绪再显无奈，“我真不知道！”

钟大同一直在观察牛得堡的反应，他判断对方没有伪装。

“两位警官，要是你们收了钱，你们会明目张胆地放在办公室里吗？”牛得堡用反问的方式进行自证，“同事们经常进进出出的。”

席造迪回复：“你别扯上我们！说你自己的事。”

钟大同问道：“这里经常有人进出？”

“对啊！我有时候都不锁门。”牛得堡回答，“工厂不比你们公安局。”

席造迪不想跟他啰嗦，“你还是跟我们回趟局里吧！好把问题说清楚。”

“什么意思？”牛得堡一听这话，忍不住发起了脾气，“我又没犯法，你们凭什么带我走！”

“去说明情况，不是抓你。”钟大同说道，“难道你想在这里把事情张扬出去？”

“指纹！”牛得堡不想去公安局，他想到了痕检，“你们不是可以查指纹吗？这上面肯定没有我的指纹！”

席造迪耐着性子说道：“大哥，指纹是可以擦掉的。”

僵持了一会儿，牛得堡意识到没啥意义，他回到办公桌前打开电脑，“我看看有什么必须今天处理的工作，安排好了再去公安局。”

钟大同和席造迪没有听出牛得堡话里有话，执着地等在原地。

牛得堡又说道：“有个会议我必须参加，你们到厂门口等我，完事我自己开车跟你们过去。”

席造迪板起脸，“别耍花样！”

牛得堡以为没了商量余地，谁知席造迪接着便带上证物走了出去，钟大同也没有留下。

之前调查时，牛得堡并没有被“请”到公安局，钟大同和席造迪对他也比较客气，所以他的状态还算平稳。进了公安局，五味杂陈，他感觉很不舒服。

尽管如此，在讯问过程中，他一直坚称没有受贿，没有徇私舞弊，毫不含糊。

钟大同和席造迪一致认为，牛得堡的犯罪嫌疑增大了，但是现有的证据证词仍然缺乏说服力。

他们还注意到，钱款的数目刚好卡在立案的起点金额上，不多不少。

“我没有碰过那些钱，几千块钱。。。。。。瞧不起谁呢？！”好歹是国企的厂长，见过世面，适应了讯问形式的牛得堡逐渐放松心态，“你们也不能证明那是我受贿的钱，还不如查查它的来路。”

席造迪本想回怼牛得堡，一想他这话也有道理，便没有吱声。

钟大同笑着说道：“可以考虑。”

牛得堡适时问道：“我可以走了吗？”

钟大同答应道：“看看笔录，签字画押吧！”

看着牛得堡离开的身影，席造迪对钟大同说：“我看还是立案吧！”

钟大同也有此意，点了头，他有意无意地问了一句：“你的线索是从哪里来的？”

席造迪说：“朋友。。。。。。线人给的。”

钟大同没再追问，朋友也好，线人也罢，干公安工作，总会有些这样的渠道，无可非议。

他琢磨的是，提供线索的人是否还有其他目的？根据办案经验，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

企业风雨飘摇之时，细微的打击可能会酿成巨大的灾难，所以必须公正对待。

对企业职工负责，就是对人民群众负责。

经过一番调查，钟大同对牛得堡这人也有了切实的了解。

牛得堡平时比较接地气，虽说有个当官的姐夫，但他从不仗势嚣张，这点让他赢得了不少好感，也成为了他被别人压制拿捏的软肋。97之后，他在厂里才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

除了喜欢吃喝，牛得堡没啥大毛病。

他之所以喜欢吃喝，是因为出生在饥荒年代，小时候被饿着了。

他的名字原本叫“牛得饱”，蕴含了父母的朴素的祝愿。

上户口的时候，办事员帮他改成了更有文采的“牛得堡”，一语双关，既得“饱”又得“堡”，有吃有住、茁壮成长。

被经侦调查后，牛得堡调侃自己的人生有两大坎：饥饿、当厂长。

调侃归调侃，他并不后悔临危受命，也不后悔出售商场大楼，以及将果脯分厂裁并到保健品分厂。

面对同样的信息，席造迪的分析角度有所不同，他认为正是牛得堡的成长经历及其对吃喝的过度喜好，造成了他的犯罪动机，低调行为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更深的城府。

席造迪的分析不无道理，牛得堡的某些行为确实令人生疑。

原厂长的案子，牛得堡身为知情者，没有及时揭发。

商场大楼的事，他明知道原厂长伙同会计故意在账目和流程上动了手脚，为将来私吞大楼留口子，他却将错就错，不走规定程序就卖掉了商场大楼，还比底价低了70万元。

经济形势严峻，如果按照安洲市年度最低工资标准来计，70万元可以支付民品厂现有在册职工大半年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