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9章 礼法辩证(1/1)
依法治国来自于管仲,也就是春秋初期就有了法治的尝试。
到了战国时期李悝就用霸道思想对魏国进行了改革,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近百年的称雄。
到了战国中期法家衍生出了“术治”“势治”和“法治”等派别。
其中申不害主张“术治”用权术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以此推动国家发展,所以韩国的改革成绩斐然。
“势治”实际就是利用权威来统治,相对于“术治”来说更加讲究集权。
“推尊攀君”
“极端王权”
“绝对君主专制”
是势治的主要思想。
“法治”
是法家的主体思想,商鞅在秦国改革取得巨大的成果,相比于前两者来说更具有他的优越性和可持续性。
韩非子以法治思想为核心,将“势治”和“术治”两种思想的精髓揉合进法治思想里面,形成了法家思想集大成者。
李斯采用这套理论为基础在秦国实施,帮助秦始皇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
汉武帝时期重用酷吏,加强刑名。
实现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唐武周时期重用酷吏维护统治,具是严刑峻法著称于世。
无为而治乃是道家思想,春秋战国时候,连年征战,导致百姓对王国失望,很多哲人就考虑国家存在的意义!
无需要官僚,不要官僚不等于不要国家,社会的发展不需要官僚的组织,充分发挥百姓的能动性和自觉性。
道家老祖,老子把道家思想和此凝炼,传播于世上。
所谓的无为,乃是
“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
以无为而有为!
从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统一全国,便采取与民休息,特别是汉文帝时候真正实现了无为而治,解放了劳动力,使得社会迅速活跃,经济快速复苏。
他的儿子景帝基本继承他的治理方式,从而成为历史以来最伟大的盛世--文景之治。
“以术治国”
是由申不害提出,随后被韩非子融入到法家思想之中。
“术治”
成为法家霸道思想的一个手段,后世有很多君王喜欢使用。
“术治”
实际乃是
“制衡之道”
君王以自身权术,厚此薄彼,人为制造官僚派别之间的矛盾来保证自己统治地位的稳固。
这个“术治”不适合开拓进取的君王,只适合守成之主。
由于过于偏颇和手段的施展,很难出现圣贤之主。
太祖是以“术治”治国的杰出代表,他成功的以文官制衡武将,再以武将掣肘文官。
加强监察制度,用六科监察六部,用锦衣卫监察百官。
这是“术治”的典型手段。
当然,太祖治国不拘于一种手段,同时加入儒家礼法作为统治阶层和百姓的润滑剂,刚柔并施,教化辅存!
把“术治”玩到炉火纯青地步的不是太祖,而是本朝的嘉靖帝,也就是朱翊钧的爷爷。
这位深居简出的皇帝,显得神秘莫测。
假装一心修仙,却是以权术来控制百官。
用宦官控制天下,内阁也只是他的传声筒而已!
稍有拂逆立即撤换。
扶持严嵩制衡百官,为了防止严嵩坐大又扶持清流徐阶制衡。
让他们斗起来,撕扯起来,皇帝就成了胜负的砝码。
“王道思想”
这是孟子主张的仁政,这是儒家思想凝炼和升华起来的治国之道。
孔子孔圣人主张仁治和礼治,但是他的治国思想还处于雏形,不具有可操作性,还存在于理论阶段。
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尚远,不周密,不严谨经不得推敲。
到了亚圣孟子时期已经是战国乱世,周礼已经被抛弃,各诸侯之间已经没有了春秋时代的谦谦相让的君子风度,撕破了脸的讨伐和征战让国家生存成了最为紧急要务。
所以列国所需要的是实力和强盛!
而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思想的“仁”,提出了理想的治国理念--“王道思想”。
孟子以“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从而提出民本与仁政思想理论,王道就是“保民而王”就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治理思想。
孟子实施仁政的这套思想属于理想化施政,对人的素质要求过高,要求百姓和君主的道德品质要很高。
要统治阶层减轻百姓负担,保证人民丰衣足食。
百姓在自然规律之下,有节制有规律的索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这就给统治者提出了要求,官吏必须清廉,人民必须要有素质有道德。
这套治国理论在战国时期是得不到统治阶层的采用的,他们还认为他的思想迂腐。
然而,在和平时代,统治阶级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基础,王道思想就有了自己的市场,是一个以“法治”为统治基础的情况下非常合适的辅助统治政策。
人民以礼行事,统治者亲亲爱民。打击贪腐,减轻百姓负担就成了每一个王朝统治的套装概念。
汉武帝开始到汉元帝之后,王道思想成为统治阶层的主流。
加强民间教化,改变民间风俗!
南宋以后程朱理学最大程度满足了统治阶层的需要,以“王道”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皇权统治国家的主要工具。
“佛家思想”是外来思想,从传入国内几百年都波澜不兴!
几乎对统治阶级来说根本不具有吸引力,但是佛教的传播者却在把它本土化、适应化发展。
让它融合了儒家和道家思想,也形成了自己的统治理论。
但是佛家理论始终在统治者眼里属于辅助治国的工具!
佛家讲究正法治国,以爱和善良教化信众!
各司其职,各尽本分,坚守正道传播爱和善的真理。
历史上以佛教治国的有南梁和北魏。
孝文帝以佛法融合儒家思想综合成佛教教义。
南梁则是从道家与民休息中因为皇帝的意志转移,皇帝成了方丈,全民拜佛。
所有的治国思想围绕着礼于法进行演变,经过千百年的实践和改良,逐渐在统治者脑里形成
“礼主法辅,儒释道三家化民”
的治国策略。
所有的思想在形成后,经过实践和传播者的信念逐渐进化得适宜实施,适宜接受。
王奎想到后世的清朝把程朱理学推倒了最高峰,只要是有利于统治的无论是否合适就会以“礼”的方式散播于民间,甚至辅之以刑法,强行百姓接受。
野蛮和落后,愚昧和顺从就成了满清统治者对百姓主要思想!
“民可使之,不可知之。”
尽管扭曲了的思想还是可以大行其道,在个别皇帝统治时期还民殷国富。
犹如罂粟的繁荣,虽然害人、伤人但是有人在不断吸食,让痛苦和伤害变成一种习惯!
因此有人说出一句,
“民众是愚昧的!”
民智被尘封,统治者就尽情的压制和奴役。
被统治阶层有人在不断的变成既得利益者,法治的严厉让反抗的成本变高,因此满清愚民统治居然长达二百多年!
这种悲哀,但愿成为汉民族永远都能记住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