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觉醒是一种使命(1/1)
第二十章 觉醒是一种使命
一觉醒来,已是大年三十中午。室外冬雨绵绵,格外寒冷。
我赶紧起床,推开工人宿舍的门,发现他们早已经回家了。我给别彩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找到李梦雨的消息。她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坏消息,问我啥时候回家过年。我说可能回不去了。她说过年期间餐厅生意好,她也要忙,让我多保重身体。我心里清楚,她的心思已经开始转移到餐厅的生意上,对工程项目逐渐失去了兴趣。
我在项目上值班,一直到初八,也没有王小伟的消息。他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回家过年的工人们还没有回来,据说要等到正月十五以后才能回到工地。
到了正月十六那天,李梦雨出现在工地上,这着实让我惊掉了下巴。李梦雨说她答应过我,说了一定会履行完合同,就一定会做到。我向她打听王小伟的消息。
李梦雨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说:“王小伟在拘留所里,你不知道吗?”
“你说什么?王小伟在拘留所里?什么时候进去的?”我惊呼道。
“大年三十的晚上,他来找我,我让他先回家过年,等年过了再说。他不肯,说有重要的事情与我商量。我便和周大良一起在二十四小时快餐店与他见面。没想到刚见面,王小伟就和周大良吵了起来,然后动手将周大良打了一顿。我劝都劝不住,赶紧报了警。警察来后,把王小伟带走。周大良的鼻梁骨被打断,缝了四针,直接住进了医院。警察认定王小伟故意伤人,情节恶劣,将他拘留了。”
我听了李梦雨的话,心里“咯噔”一下。我想起了那天晚上,我和王小伟喝了很多酒,他一定是气昏了头才动手的。我记得我俩从派出所回来时,王小伟情绪稳定,虽然有些急躁,但神志清楚。
我赶紧打车去了江岸派出所。警察听说我是王小伟的亲戚,答应让我在拘留所里与王小伟见上一面。警察告诉我,事发临晨,值班警察出警迅速,将王小伟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和笔录。另一个当事人周大良被打住进医院救治,伤情比较严重,所以将王小伟拘留,等待验伤结果出来后才能决定对王小伟的处理决定。我深知打架的后果,打赢进法院,打输进医院。要想不坐牢,就要赔钱,这次王小伟凶多吉少。我一方面为王小伟感到惋惜,一方面为工地现场的管理开始担心。别彩云曾经提醒过我,说王小伟做事不计后果,闹乱子是迟早的事,让我一定要盯紧他,以免犯错。如今,果然不出所料,把他派到重庆项目不到半年就出事了。如果王小伟在拘留所里一时半会儿出不来,工地上不能没人管。我赶紧给别彩云打电话,让她做好让尤俊达来重庆项目上的思想准备。
我从派出所赶到拘留所,见到了目光呆滞的王小伟。我问他为何不计后果,打伤周大良。他垂头丧气地说:“他根本就不经打,我只是推了他一把,他就倒在地上,不小心把鼻梁骨碰在墙上。李梦雨在旁边可以作证。”
我问:“你为啥要推周大良,你找李梦雨要钱,与周大良有啥关系?”
王小伟说:“我和李梦雨的事,周大良非要插一脚,说我骚扰他媳妇。”
我说:“人家可是两口子,你是喝多了吧!”
王小伟说:“周大良和李梦雨只是在一起非法同居,根本就没有领结婚证。这是李梦雨亲口告诉我的。而且她的钱都被周大良拿去炒股了,赔光了。”
如果王小伟所说属实,我就弄明白为什么周大良要和李梦雨在一起了,原来是为了让李梦雨从王小伟手里借钱炒股,然后再和李梦雨一起玩失踪。我安抚王小伟,让他老老实实配合警察调查,关于对周大良的赔偿问题,我会与周大良直接商谈。
离开了拘留所,我又马不停蹄地去了医院。
周大良的脸上绷着石膏,躺在病床上,看见我进屋,眼睛盯着天花板,装作没看见我。
我走近他的床边,把水果篮放到他的床头柜上。脸上挤出一丝笑纹说:“大良,我代表王小伟本人,也代表公司来看看你。”
周大良把脸转到一边,依然装作没听见。
这时候,护士进来查房,看见我说:“你是病人家属吗?赶紧去把药费补交了,已经欠了好几天了。”
我问护士欠多少钱。护士说:“加上这几天的治疗费总共三千元。”
我拿起床头柜上的缴费单直接去了交费处。等我再回到病房的时候,周大良已经坐起身,在病床上打电话。他看见我进到病房,很快挂了电话。
我说:“药费已经交过了,我还预存了一万元,你就放心的治疗吧。”
周大良抬眼看着我说:“本来就该你给我交药费,王小伟把我打了,他是你的手下。”
我尴尬地看着他,点了一下头,苦笑一声说:“他是我的手下,你曾经也是我的手下。我没有让王小伟打你,也没有让你营私舞弊。你们做错了事,难道还要我替你们承担责任吗?”
周大良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王小伟打我也是为了公司利益。”
我说:“违法乱纪的事情是我从来严令禁止的,你们听了吗?所以责任自负。包括这次你和王小伟之间的冲突,纯属个人行为,与公司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我今天来看你,谨代表我个人,王小伟在拘留所里出不来,我也可以说是代表他。起初你说你和李梦雨只是一面之交,后来李梦雨又说你是她的老公,你俩到底是啥关系,你心里最清楚。我也不想知道是啥关系。我只想告诉你,人在做,天在看,大家都好自为之。王小伟目前被关在拘留所里,他会为自己的冲动承担法律责任。我也希望你能够反思一下。李梦雨今天已经回工地上班了。她说要履约。我相信她一定是良心发现,我也希望你能够良心发现,把事情与警察说清楚,早日把案子结了,这样拖下去,对谁都不好。关于你的医药费,出于人道,我会想办法帮你解决,不管咋样,你曾经还是我的员工。”
周大良一言不发,面无表情,眼睛盯着窗外,像个木头人似的。
大地像一个磨盘,不停地转动,人如同磨盘上的蚂蚁,东奔西跑,漫无目的。我一连几天在工地和医院之间奔走。王小伟不在工地,所有的事都摊在了我身上。我把工地上的事忙完,还得抽空去医院与医生沟通周大良的治疗方案。
周大良的鼻梁骨严重鼻畸形,治疗费用在五万多元,仅鼻梁矫正的费用就需要花费四万元左右。这期间,我征求过李梦雨的意见。她说她又不是周大良的家属,她无所谓,反正又不让她出钱。我纳闷于李梦雨对周大良的冷漠,百思不得其解。
一个星期后,尤俊达赶到项目上,接替我履行王小伟的工作。我对尤俊达的到来虽然持谨慎态度,但在无人可用的窘境下,我只能采取权宜之计,先将王小伟造成的空缺补上。尤俊达似乎汲取了以往的教训,对我重新用他感激涕零。我问他喜欢戴着白帽子做厨师,还是喜欢戴着蓝帽子做工长。他说他戴什么帽子都一样,但他更喜欢待在工地上,比较自由。
工地交给了尤俊达后,我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医院找医生商量周大良的治疗方案。医生通过论证,最终选用了复术的方案。没办法,我只能遵从医生的意见。
周大良的复术很成功。
一个星期后,我和李梦雨一起把周大良从医院接回到他的住处。
我对周大良说:“你既然已经出院了,王小伟还在拘留所里。你看能不能给警察说一声,先把王小伟放出来。”
周大良斜眼看了我一眼,阴阳怪气地说“我是出院了,但还没有彻底康复,等我彻底康复了再说。你彭总也知道,康复期间的我不能工作,生活不能自理,我在考虑要不要找一个保姆伺候我。”
我说:“公司这边已经垫付医疗费和住院费总共六万元。你提到的康复期间的生活费问题,这个需要当着警察的面说。如果你能开个价,我认为合理,我可以去跟王小伟说。”
周大良看着李梦雨,希望她能发表意见。李梦雨像避瘟神一样赶紧走开了。
我与周大良商量无果,又跑到派出所,希望警察能够出面调解。
警察说:“双方如果想要调解,则需要到相关机构进行伤残鉴定。在司法程序之前产生的医疗费用都需要自行垫付。双方根据具体情况,协商条件,进行调解。如果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协商,则需要走法律程序。”
我说:“关于治疗费用,公司这边已经替王小伟垫付了周大良的大部分医疗费。周大良如果狮子大开口,我们该怎办?”
警察说:“医疗鉴定机构出具鉴定书后,当事人不予认可,如果调解无效,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走法律程序。不过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王小伟如果拿不出让对方满意的赔偿金,估计很难达成和解。”
我问:“如果和解不成,王小伟还得关多久?”
警察说:“如果调节不成,只能等医疗鉴定结果出来,视情节严重程度再决定是否释放,拘役,或者判刑。所以你这边还得找周大良去说,求得当事人谅解。就目前情况看,周大良既然已经出院了,应该问题不大。你这边多付些钱,估计问题就解决了。”
我觉得,解铃还得系铃人。
回到工地,我找到了李梦雨,希望她能说服周大良接受调解。
李梦雨说:“当今社会,能用钱解决的事都应该不是事。我回去问问周大良,到底啥意思吧。”
我说:“看在王小伟给你借钱的份上,你是否可以帮帮他。”
李梦雨说:“我和王小伟的事还不一定谁欠谁的钱呢,不过我可以去给周大良说说。”
李梦雨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样子,回家去找周大良。
晚上的时候,李梦雨给我打电话说,她费了牵牛鼻子的劲才说服周大良接受调解,但补偿费用可能会高一些。
我问需要多少?
李梦雨说,至少五十万。
我听了顿时失去了理智,大骂道:“简直就是敲诈,这不可能!”
李梦雨说:“彭总别急,周大良要的赔偿金,我也觉得太高了,我再给他说说,看能不能再少点。”
李梦雨挂了电话。我越想越觉得窝火。周大良狮子大开口,不仅仅是讹人,更有羞辱人的意思。
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晨。我去派出所向警察说明情况。
警察也觉得周大良的五十万赔偿金缺乏法律依据,对我说:“对于故意伤害造成轻伤的情形,一经定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周大良进行过治疗,已经基本康复。你们这边也积极主动垫付医药费,积极找周大良提出和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下来联系周大良,与他再协商一次,你这边能赔偿的底线得告诉我。”
我说:“如果超过二十万,我们就放弃赔偿,走法律程序。”
警察说:“你最好与王小伟商量好,别到时候我谈好了,他却反悔,免得大家都被动。”
我想了想,觉得警察说的有道理,毕竟我不是当事人,赔偿金的事还需要王小伟同意。
告别了警察,我又直奔拘留所。王小伟听了我的话直接炸锅了,声称一分钱都不赔偿,宁愿坐牢。
我给他说:“公司可以替你先出赔偿金,以后你慢慢还。你失去了自由,付出的代价是金钱买不来的。”
王小伟说:“我打工三年也挣不到五十万。如果赔偿他周大良几十万,我宁愿坐牢。”
说服不了王小伟,我心里很沉重。早知今日,何必打架。王小伟的态度很决绝,拒不接受调解。
从拘留所出来,天空灰暗,大雾弥漫,五十米外一片迷茫,行人和汽车影影绰绰,像幻影一般,忽隐忽现,我觉得四周到处都是周大良、秦西庆、尤俊达、李梦雨一张张讥笑而贪婪的脸。直到听见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我才如梦方醒。
我回过头,看见一辆出租车停在我身后。司机伸出头来大喊:“走路也不看路,你还要不要命,万一把你撞了,我还得赔钱。”
我木然地冲司机挥了一下手,缓缓地走入迷雾中。
在警察的调解下,周大良终于答应以二十五万的赔偿金额接受调解。我与别彩云商量后,公司先行垫付。王小伟被放出来那天,我要把他接回到项目部。他不愿意,他说过年没回家,担心父母操心,他需要先回家给父母报个平安。我只好送他去火车站,把他送上火车。二十五万对于我来说是心里的一个痛,因为王小伟即使不吃不喝,也要在公司白干两年才能还清。我担心他会撑不住。
王小伟的事情了结后,李梦雨也跟着失联了。我去周大良的住处找她,出租屋里早已人去楼空。我向工人们打听李梦雨的去向,工人们都说不清楚。我隐隐地预感到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心里又不确定。果然,王小伟回家后很长时间不提回工地上班的事,打电话联系他,他总以各种理由加以推脱。我越来越预感到自己可能陷入到了一个更大的圈套之中。
为了证实我的想法,我通过警察找到了周大良。周大良一副落魄的样子让我惊诧不已。他说他因为炒股失败,只能靠借贷过日子,他之前手里的一点儿积蓄投入到互联网理财P2P平台,结果平台暴雷,投资全部打了水漂。我对他的处境既同情,又蔑视。他蜗居在城中村不到十平米的房间里,没有窗户,阴冷潮湿,令我唏嘘不已。屋里有一张床和一个破烂不堪的沙发,屋角的简易衣柜已经歪斜,柜门大敞。周大良对我的突然光顾并不吃惊,他似乎早已经料到我会来找他。
我在沙发的一角找了一个能坐的位置坐下,看着坐在床边的周大良问:“李梦雨呢?你俩不过了?”
周大良摸了摸胡子拉碴的下巴,苦笑道:“那个臭婆娘拿到王小伟的赔偿款就跑了,我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我说:“你和她,还有王小伟合伙演了这么一出戏,你怎么会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周大良睁大眼睛,愣愣地看着我说:“谁告诉你的,我可没参与。”
我心里一咯噔,没想到周大良这么不经诈,我还没问两句,他就自招了,看来我的预感是对的。我装作知情的样子问他:“这次你分了多少钱?”
周大良瞪大眼睛说:“什么分了多少?”
我说:“二十五万赔偿金。”
周大良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说:“一分钱都没拿到,都被那个臭婆娘拿走了。”
我说:“你们仨到底咋回事,事已至此,你也让我死个明白。”
周大良说:“你不是都知道了嘛,还来问我。你应该去问问王小伟,他什么都清楚。”
我故意诈他说:“我想听听你说,王小伟给我说了一些。我还有些事不明白,你们三个是如何串联到一起来坑害我的。”
周大良说:“这不能叫坑害,这叫劫富济贫,替天行道。”
我诧异地看着周大良,他的话对我来说如若听天书一般。我说:“我挣得每一分钱都是辛苦钱;我不坑人,不害人,合法经营;我也不是土豪,不是地主,不是资本家;我就是一个个体户,你何出此言?”
周大良说:“你这几年做了几个项目,都是大项目,少说也挣了有几百万。你吃肉,我们喝汤没错吧,你竟然连汤都不给我们喝。”
我说:“我给你和秦西庆发工资,支付劳动报酬,并没有对不起你们。”
周大良说:“我认为这不公平,凭什么你就能挣这么多钱。”
我说:“这个社会本来就没有公平。如果这个社会有公平,无异于大家都可以躺平。社会没有竞争,没有矛盾,也就没有进化和发展。自然界里有公平吗?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人类社会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公平公正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理想目标。”
周大良说:“你总是理由很充分,你靠关系中标,这也叫公平?”
我说:“公平不是一种现象,它承载了很多你看不见的东西。比如你说的关系和背景,那也是因果报应所致。我为什么会找到关系,你为什么没有找到关系。比如说家庭有背景的人可以进好单位,那是因为他家里人上辈子的付出才修来的关系。说的通俗一点,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道家讲的承负观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所以你说我是土豪,只是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你可能没有看到,我也是打工仔。”
周大良说:“你怎么会是打工仔,谁信啊?”
我说:“我成立公司,抵押房产,揽工程项目,搭建起这个平台。工人们到这个平台来打工挣钱。平台仿佛就是一台创造价值的机器,它的营运维护靠我。我需要投资,需要缴税,需要接活,日复一日,循环往复才能维持这个平台的正常运转。如果有一天,这个平台停止运转了,工人们是不是就失业了。失业意味着什么?你心里比我更清楚。我其实也就失业了。因此,无论搭建平台的我,还是在平台上打工的人,与平台有关的人其实都是打工仔,我为平台打工,工人们也为平台打工。我其实和工人是一样的,只是身份不同而已。而身份是什么?身份只是求生的一张面具,摘下来的时候,大家都一样。”
周大良听了我的话,不再申辩,他似乎听明白了我的意思,但又似乎心里不甘。他沉思片刻,抬起头看着我说:“也许你说的是对的,我一直不明白,在古代的时候,为什么地主家的儿子还是地主,穷人家的孩子始终是长工。照你这么说,我要认命了?”
我说:“我并不是强调唯出身论,知识能改变命运,劳动也能改变命运;改变命运的途径很多,比如凤凰男和凤凰女,比如嫁入豪门等等,但决不能干违法乱纪的事情。”
周大良说:“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还有机会吗?现在社会,阶层固化越来越明显,我不想就这样子穷一辈子。”
我说:“任何时候都有发财致富的机会,挣钱要靠智慧和努力,而不是靠坑蒙拐骗。你读过书,有文凭,为什么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周大良说:“你说的好听,像我们这样从外地来的人,很难融入到城市里。如果不靠走捷径,几辈子都翻不了身。”
我说:“你既然已经认识到了,那就从现在开始,为子孙后代去积德行善,下辈子荫及子孙;承者为前,负者为后。三统共生,天道循环。所有的人都要有公知良序,一个目的,都是尽量力求社会相对的公正、公平和公开。当我们每个人办私事的时候,都在私下里找关系,我认为这就是公平的。你不能因为你没有找到关系,就认为这不公平。有关系,有背景也符合承负观。社会如同一个水面,表面上看似公平,水面之下实则坑洼不平。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人情社会里,凡是有人情的地方,都会有不公平的现象存在,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表面看上去还是蛮公平的。”
周大良说:“你修过道,我听不懂你说的这些道家学说。我会考虑你今天说的话。你有啥要问的就问吧。我能告诉你的就告诉你,我也想积德行善。”
被我说服后的周大良良心发现,他把事情的前后经过向我娓娓道来。
周大良说:“我的得知重庆这个项目的消息后,判断你一定会过来,所以我提前到了重庆,联系了李梦雨,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你不来,二是你来。如果你不来插手这个项目,我打着武从生的旗号正常投标,或许还有希望。结果你来了,而且咄咄逼人,志在必得。我只好采取了第二套方案,把李梦雨介绍给你,然后让她拉拢王小伟下水。我在里面待过,出来的人基本上经不起诱惑。没想到李梦雨没费吹灰之力就将王小伟拿下。因为李梦雨对重庆市场熟悉,所以你们的每一笔进货,李梦雨都参与其中,王小伟和李梦雨都从中获利。当然也给我分了一些好处。令我没想到的是李梦雨和王小伟日久生情,竟然背着我合伙诈骗你的钱财。”
我没听明白。
周大良继续说:“有一天,王小伟当着我的面给李梦雨说,彭总有的是钱,我们不如先把他的钱弄出来,潇洒潇洒。我和李梦雨问他有啥好办法。王小伟说让你先预支工资和工程款,然后玩失踪。反正彭总对重庆人生地不熟,找不到我们。我当时因为炒股赔钱,所以没有去反驳王小伟的想法,任其发展。”
我问:“你和王小伟打架到底是咋回事?”
周大良说:“这也是王小伟的主意,他说既然警察已经找到了李梦雨,还不如再演一出苦肉计,从医药费上再让彭总出些血。”
我对周大良的话半信半疑,问:“苦肉计也不至于把你的鼻梁骨打断。”
周大良不好意思地说:“他推了我一把,我没站稳,脚下一滑,脸磕在墙角上,结果就把鼻梁骨碰断了。这纯属意外。”
我说:“既然想讹钱,赔偿金为何从五十万降了一半。”
周大良说:“派出所警察打电话说,如果拒绝调解,王小伟只能坐牢。我联系王小伟,他说他不想坐牢。最终李梦雨以家属的身份找警察把赔偿金降了一半。其实王小伟拘留十五天后就可以出来,但他在拘留所里故意滋事,所以警察给他罪加一等,迟迟没有放他出来。他的原话是,若想让彭总多出血,就要在拘留所里多待着。”
王小伟果然没有逃脱鸥鹭忘机的魔障。对于王小伟的执迷不悟和不思悔改,愤怒之余,我只能表示痛心和遗憾。
周大良继续说:“赔偿金我只拿到了五万元,其余的让他俩私分了。”
我问:“李梦雨现在在哪里?”
周大良说:“王小伟被放出来那天,李梦雨就失踪了,她还能去哪里,肯定和王小伟私奔了呗。”
我想不通,人怎么可以这样毫无底线的做事。
我问周大良:“这就是你说的打土豪分田地吗?不择手段,寡廉鲜耻,背信弃义,忘恩负义。”
周大良感到了一丝羞愧,忏悔道:“我可以和你去派出所报案,帮你挽回损失。但我担心,如果我再进去,后半生恐怕就彻底完了。”
我说:“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这件事容我考虑考虑再说。”
其实,周大良他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他们眼里的我早已从一个富翁变成为负翁,资产负债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周大良的思想转变让我甚为欣慰。我从来不敢以一个救世主自居,但我始终坚信人心向善、与人为善的人生信条。我粗略估算了一下,不算提前支付给王小伟的工资,加上给李梦雨预支的工程款和周大良的治疗费及赔偿金,损失在八十万左右。这个世界,如果人是不可信的,那还有什么可以信赖。
我怀揣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离开周大良的房间。
临出门时,周大良告诉我说:“秦西庆死了,肝癌,是秦西庆的媳妇发短信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