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诸侯国的大小战“疫”：5、轴心时代的“两架马车”（下）（1/1）

5、轴心时代的“两架马车”——医与巫（下）

1、中国传统医学在疫病的考验中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

秦国大医生，名叫“缓”。论及病灶所在，言“膏”者、“肓”者，可知医生已经初步掌握了人体内脏器官及功能，及其所发病变的种类，并能通过体外诊断，确定病灶位置；论“功”、“达”、“药”，可知已医生已研发和掌握了多种治疗疫病的手段，可以对症、成体系进行医治。

既知病至晚期，晋景公选择“何弃疗”，但他最终认可了医师。命运大相径庭的医与巫，是那个时代科技进步、思想进步与否的象征。时间从不停止，知识的积累愈加丰富，科学终将在量变中逐级进阶，发生一次又一次质变。长期结果，必然是随着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医学必然成为主流，直至取得压倒性地位。但从短期来看，尤其在科学尚处于蒙昧期的上古时代，谁在社会阶层中处于高位，谁的选择就会成为热门和主流。如果处于阶层顶层地位的君主走出神性的恐吓，走向理性一方，其治下的民众也将摆脱对鬼神的纯粹依赖和迷信，越发信赖医学技术。

《周礼·天官冢宰》记载，“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在这类官员中，包含医师、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职司王室和邦国的医疗卫生工作。《周礼·春官宗伯》记载，“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在这类官员中，包含大卜、龟人、菙氏、占人、簭人、占梦、眡祲、大祝、丧祝、甸祝、诅祝、司巫、男巫等，属于王朝神职人员。

故且不论《周礼》的形成年代，至少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沿革来看，其中记载的职官和制度，具有相当可信的参考价值。依《周礼》可见，周代在官职设置上，已将医与巫分开。“医”属天官，任务对象为“治”；“巫”属春官，任务对象为“礼”。比照当下，“医”是抗疫防疫医疗团队，“巫”则是灾疫心理干预团队。医学以科学和理性之躯，挡住死神的魔爪；巫术以神秘和魔幻之光，给予病患胆量和希望，虽然很渺茫，但微光往往给予是夜行者的恩赐。

传统医学在先秦抗疫过程中，逐渐形成体系，在思想启蒙的轴心时代中，自成一家。经典医学典籍和名医，成为流传后世的精神财富和抗疫榜样。

先秦诸子中钻研宗教学术的派别中，有“方技”一家。医与巫的成果总结及代表人物，均属于此家。

“方技一略，《汉志》分为四家：曰医经，曰经方，曰房中，曰神仙。”———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学术概论》中，也同意将医、巫两分，且两者并行的结果，最终以医学压倒巫术，成为主导一方。

2、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医疗与公共卫生事业起步，卫生观念成为先秦社会文明的组成部分，抗疫手段、防疫措施和医学成果也日渐丰富起来。

西周时期，人们已将疾病与环境卫生建立联系。西周王室安排专人清理公共环境，清洁水源；宫殿和贵族生活区域，修筑下水管道；设立专职医疗机构和人员，包括医师和巫医，前者负责诊断和医治，后者执掌祝祷和驱魔。

东周时期，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继续发展。

医者对疫病的认识更加深入，著作现世，名医涌现。

在《先秦学术概论》中，吕思勉先生写道：“先秦医籍，传于后世者，凡有四家：（一）《素问》，（二）《灵枢》，皇甫谧以当《汉志》之《黄帝内经》。（三）《难经》，托诸扁鹊，疑为《汉志扁鹊内外经》之遗。（四）《神农本草经》。”

因司马迁作《史记扁鹊列传》，名医扁鹊的行医抗疫轶事为后世所熟知；其他名医，亦有如俞跗、医和、诊断出“病入膏肓”的医缓，以及精通药理和经方的子仪。

注重公务卫生的同时，个人卫生与生活习惯也同样受到重视。防疫抗疫理念和方法，愈发走向多样化和理性化。

“穹窒熏鼠，塞向墐户”——熏药驱鼠，堵上鼠洞，封好窗户门缝，准备过冬了。《诗经·豳风·七月》就像一组图景画，描绘出春秋时期百姓预防鼠疫的生活场景。

人们通过保持环境、饮食和饮水卫生，内服或外用中草药，锻炼身体，来贯彻预“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的防病观念；通过消毒、隔离、服药、熏蒸、沐浴、针灸等手段对抗疫病。

鲁成公六年（公元前585），晋国曾上演了一场非常极端的抗疫大剧——迁都！

通过营建新城，迁都移民来避疾，足见疫病之凶险，直接威胁到君王统治和社会稳定。

然而迁都不仅是重大政治事件，在尊崇礼制法统，敬奉祖先神明的春秋时期，它更是国运和君权的神秘暗示。拍脑袋万万不能，一轮轮严密论证与论辩，势在必行。

《春秋左传·成公六年》中，记载了迁都的起因经过和结果：

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盐，国利君乐，不可失也。”韩献子将新中军，且为仆大夫。公揖而入。献子从。公立于寝庭，谓献子曰：“何如？”对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公说，从之。夏，四月丁丑，晋迁于新田。

晋国计划将国度从绛城迁往他地，在郇瑕氏和新田之间，晋景公听从韩献子的建议，选择了后者。虽然必是通盘考虑作出的决策，但献子所谓郇瑕氏有“沉溺重膇之疾”的隐患，而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也是打动国君的重要原因。

“沃饶而近盐，国利君乐”固然令人心动，但是“天下无病”事关福祉，象征德政。国运绵延和君权稳固需天神认可、祖先护佑，国君择地而都，不能不考虑生活环境对民众的影响。

先秦时代的抗疫，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不同阶层之间不再彼此割裂；自上而下的公共服务和自下而上的团结自救意识日渐强化；时代光芒里，正闪耀出战胜自然加诸于人类的灾难，改进生存环境，实现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